当前政策需跳出原有思路，启动危机应对模式
3月3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当月PMI数据显示，3月份，制造业PMI录得52，高于上月16.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PMI录得52.3，回升22.7个百分点。
PMI大幅至荣枯线以上，是否意味着经济已经发生趋势性好转？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单月数据升至荣枯线上，并不能判断中国经济已完全恢复正常水平，实现趋势性好转，还需持续观察变化。
从一季度来看，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损失较大，总需求的三驾马车均呈现两位数的降幅。最近，国际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进入衰退期，且衰退程度不低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目前，全球疫情的最大变量在于美国未来两周的走势。海外疫情走势对我国的影响，不仅体现为疫情再输入的爆发式增长风险，也在于疫情导致全球需求萎缩、供应链中断等相关因素叠加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3月29日召开的内部研讨会上，专家指出，此次疫情造成的危机本质是外生性冲击，不是周期性、结构性冲击。建议今年增速目标可降至3%左右。加强政策组合拳，发挥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重点关注改善民生和企业纾困。
其次要加大基建投资；提前布局产业链，把握疫后经济恢复和全球竞争先机。货币政策应灵活适度，适应性地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有利的金融市场环境。
第三，应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的国际协调，加快推进构建全球经济安全网，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
本文隶属于CF40战“疫”系列要报，执笔人系CF40青年研究员杨悦珉。文章主要基于3月29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召开的内部研讨会“全球应对疫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色和作用”的研讨成果。
我国一季度经济受疫情冲击损失严重，
中短期内出口疲软态势难有改善
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难言乐观，但仍有较大概率保持正增长。一季度经济受疫情冲击损失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2月份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4.5%，出口下降15.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下降38.3%。
专家预测，四季度有望回归5%的增长水平。在没有超大规模政策刺激背景下，全年经济增速很难超过3%，但也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
从总需求三驾马车来看：目前，投资和消费已随国内疫情的缓解逐步恢复，出口仍然面临较为严峻的发展前景。
出口方面，外需迅速走弱，且在中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缓解。外需放缓对我国最直接的冲击体现在出口订单损失，5月之后的海外订单可能面临大幅减少。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出口降幅最高达到40%，影响持续3-4个季度。专家估计，未来3至6个月，外需对我国影响较2008年更严峻。
内需方面，消费反弹缓于预期。虽有专家指出，消费需求会在疫后呈现爆发式反弹，但鉴于我国仍存在输入性病例威胁和无症状感染者风险，许多防疫措施难以在短期内取消，同时很多企业单位仍采取居家办公形式，因此消费和服务业反弹迟于预期。美团调查数据显示，60-70%的企业开工后也很难获得新订单。与消费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文体娱乐等行业同时面临严峻的就业冲击，这也削弱了消费者的信心。
生产投资方面，企业部门复工复产不平衡。虽然全国复工已8成以上，但3月中以后上升速度明显放缓。货运物流产能利用率恢复至9成以上，但市内交通恢复较慢。产业链方面，上游企业复工复产率较高，而下游企业跟不上，造成上游产品销售困难，形成大量库存。因此，为促使供需平衡，需要加大力度帮助下游企业提升复工复产率。
公共投资方面，新基建后续发力不足，都市圈和大城市的基建短板仍面临发展障碍。从新基建特别是5G应用潜力来看，我国到2026年5G投资规模将达到1.15万亿人民币，落实到2020年规模约2288亿。但要弥补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增速下滑，新基建本身量级不足。部分专家指出，传统基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回报率相对更高，尤其在大城市住房、城市道路建设、汽车需求等有效供给方面。当前，在我国城市改善性需求旺盛及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的背景下，大城市住房仍然较为紧缺，住房用地和城市公共设施供给不足。此外，相较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和城市道路密度较低，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有较大的建设空间。但目前，这些领域的发展仍面临约束。
海外疫情演变及经济走势
3月以来，海外隔离防控全面升级，已有50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占全球GDP的39%（不含中国）。各国国内交通、跨境旅游和物流收到明显影响，消费呈现跳崖式下降，海外经济基本停滞，实体经济现金流压力也快速传导到金融市场。全球金融条件急剧收紧，具体反映在关键性指标方面：银行CDS陡增显示市场对手方风险上升；能源价格下跌已传导至美国信用债市场；VIX恐慌指数超过2008年峰值；美联储全面宽松后高息债利差仍走阔。
下一步需要关注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美元流动性紧缺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将造成次生伤害。由于美联储不对境外美元市场承担最后贷款人责任，从离岸市场拆解情况来看，美元短缺压力非常大，未来几个月，这个压力将始终存在。即便美联储同其它国家央行实施货币互换，对解决这个问题作用有限。
反映到贸易链上，一方面需求塌方导致企业现金流断裂，另一方面到期债务难以偿还，而再融资条件更恶劣，造成流动性枯竭。这对出口和外债依赖度较大的经济体将形成严峻挑战，或导致美元债务危机的爆发。
疫情带来经济金融风险叠加，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形成基本共识，即2020年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且衰退程度不低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疫情的最大变量在于美国未来两周的走势。目前，大部分国家仍处于疫情发展早期，累计确诊仍在快速增加，全球疫情状况大概可分为三类情形：一是情况乐观（如日韩），进入缓和期。二是基本达至峰值（如意大利），或进入初步控制期。三是最悲观的情景，即仍处于爆发期。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尤其体现在服务业领域。即便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经济总量将呈U型复苏趋势，而非V型反弹。加之全要素生产率收缩、人口老龄化、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愈加扑朔迷离。
海外疫情走势对我国的影响，不仅体现为疫情再输入的爆发式增长风险，也在于疫情导致的全球需求萎缩和供应链中断等相关因素叠加，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第一季度的GDP和相关经济指标能够作为判断疫情本身对经济的冲击，但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全年影响，需要结合美欧疫情走势作出判断。
当前，部分投行将中国经济增长下调到2.6%，这一预测基于三个前提：一是美国疫情走势在二季度能够达至缓和期；二是不会演变成金融危机；三是不会变异成致命性更高的病毒。
第一，需要认识到此次疫情造成的危机本质是外生性冲击，不是周期性、结构性冲击。当前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应对灾难带来的损失，维持住灾后经济复苏的经济基础。其中，保证企业恢复原有的供给能力是重中之重。当前，需跳出原有调控思路，不是一味采取刺激需求或逆周期调节，而应启动危机应对模式，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疫情本身及其冲击实施救援和对冲。
从冲击的逻辑来看，疫情短期内造成国内的供给冲击。停工停产，经济停滞；现金流中断，造成供给冲击，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受阻，严重的甚至出现破产情形。因此，如何保证企业恢复原有的供给能力，是当前政策应该关注的重中之重。
我国已经进入复工复产阶段，但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复工复产的不平衡问题。解决该问题，政策应该从行政导向转向市场化的调控体系转化。
目前，政策方向比规模更重要，应厘清重点，有针对性地实施政策，不再纠结总量增速目标。针对疫情给经济社会不同领域带来的损失，明确宏观政策的力度和施力侧重点，夯实疫后经济反弹的基础。
第二，建议今年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需要与财政扩张的量级匹配，假设基于2万亿的特别国债和新增1万亿的专项债规模，根据周期调整后广义赤字扩张幅度计算，财政扩张较去年增加2%，相应地，今年经济增速则应保持在3%左右。这一扩张规模相较于08、09年增加8个百分点，但仍相对合理，在此前提下，4-5%的增长目标实施难度较大，需要认识到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企业纾困和稳就业。
第三，财政政策需占据主导地位，首要目标在于改善民生和企业纾困，其次是基建投资。专家指出，当前应弱化对赤字规模的过分关注。当前是危机应对的非常状态，众多国家将财政赤字率增加至过去的3至4倍用于纾困，有的国家甚至达到GDP总量的1.5%-3%，即便是财政纪律性较强的韩国、新加坡、德国也将赤字以罕见幅度增加。
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有赖于筹资渠道拓展，预算合理统筹、预期管理优化等措施的配合。拓宽资金筹措渠道方面，需要在国库资金和发债方式之间有所平衡，同时可考虑适当盘活公共储蓄（如社保、公积金等），对财政资金形成进一步补充。
财政资金使用方面，需要针对此次危机应对建立专门预算，对国债、专项债和支出结构调整带来的资金流统筹安排，并及时与社会沟通，有效引导预期。当前，亟需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一揽子方案，引导长期预期，对提振当前市场信心和企业投资意愿大有裨益。
从具体领域来看：
（一）重点关注低收入和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专家指出，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最强，但收入受疫情冲击较大，可通过增强其消费能力拉动内需。具体可考虑将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至6000元左右的水平，降低不同档级的边际税率；同时给低收入群体和湖北地区民众发放消费券。此外，关注相关群体就业失业问题。重点保障就业存量，尤其对中小微企业；加大对失业、待业人群的技能培训，为疫后经济恢复提供更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
（二）多措并举纾困中小微企业。具体可考虑“三免一退一发”，即退税、免租、免息、免社保缴费和水电费用、发消费券等方式，减税的同时，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补贴，从而形成对其多方位支持。同时，可考虑让政策性银行直接参与中小微企业贷款，由国家承担50-70%的信用风险，商业银行承担剩余部分，以解决中小企业生存危机。
（三）采取更积极的公共投资，阻断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叠加影响。新基建方面，除了持续推进数字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数字化升级，也可考虑推动政府数字化相关的专项计划，释放潜在需求。传统基建方面，筛选出量级和资本收益率俱高的项目，形成有效投资。具体可考虑加大对老旧小区的改造和租赁住房建设；围绕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镇化展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城市轨道和道路系统改善等；有效补足公共卫生、养老等供给短板等。
（四）提前布局产业链，把握疫后经济恢复和全球竞争的先机。鉴于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我国严重依赖外需的企业部门将面临全面且严峻的外部产业链冲击，需要提前关注对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的粮食、畜牧品，以及重要的零部件供应链情况，提前增加储备。此外，我国率先在疫情防控和生产恢复方面取得进展，这对外资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可顺势引进对我国产业链具有补充性作用的外资企业，加大相关优惠财税政策。
第四，货币政策应灵活适度，为财政政策的“积极有为”创造有利环境。考虑到当前我国处于长期债务周期叠加疫情冲击导致的经济低迷阶段，货币政策应保持高度灵活性，通过降低存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支持商业银行购买国债、扩大政策性金融范围等措施，重点保障市场、企业层面的流动性充裕。同时，鉴于海外疫情发展仍具较高不确定性，尽管我国仍具有货币政策实施空间，仍需根据国内经济增长实际需求，审慎释放货币供给。此外，也需提前关注和应对疫后全球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问题。
第五，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的国际协调。虽然我国已越过疫情高峰，但若全球疫情蔓延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国内经济将持续受到外需锐减、全球产业链断裂等负面影响。我国应联合主要经济体通力合作，控制疫情蔓延。受疫情影响，全球市场流动性趋紧，各国资产价格普遍下跌。我国可倡议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安全网，帮助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和行业更好地应对疫情冲击，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
附参会名单：